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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姝闻
西安市昆明池中的石鲸复制品 石鲸“浮”出厚土 2024 年，陕西历史博物馆共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495 万名。每一个开馆日，皆有大量游客惊叹着步入这座古意盎然、世界闻名的博物馆，走进展陈着石器、青铜器与陶俑的历史甬道，感受汉唐风韵，寻脉中华文明。 然而，除了拍“游客打卡照”的一分钟外，只有寥寥几个游客会在步入主馆之前，驻足于摆放“陕西历史博物馆”石匾的浅水池畔。更鲜有人知晓，水池中央那具线条圆润、静卧水中的石雕，并非一块平平无奇的长石头，其“真身”是一件沉寂了2000 余年、曾久久守护在汉武帝太液池边的传奇石鲸。 1973 年2 月，考古者在西安西郊三桥镇北高堡子村、汉太液池旧址北岸首次发现这件石雕。它全长近5 米，整体呈长橄榄形，头尾略细、中腹最宽，头部右侧仅雕刻出孤目。千年蒙尘，使其原有的雕刻细节难以辨识，但考古学家依据古代典籍和专业知识，得出结论：这条中轴微拱、两端收束的“石鱼”，就是汉武帝时期太液池边的石鲸。其整体形态与雕刻风格与霍去病墓中的“马踏匈奴”石雕、牛郎织女石刻等同时期作品一致，传达着汉武帝时代朴拙浑厚的审美意韵。 
马踏匈奴石刻 在专记秦、汉都城建设的珍贵方志《三辅黄图》中，清晰记载着汉武帝时期有两条石鲸：一条位于太液池，“太液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另一条则位于面积更大的昆明池，“昆明池刻石为鲸，雷雨则鸣”。1973年的考古发现佐证了太液池石鲸的存在。时光流转10 多年后，另一条石鲸也重见天光——1988 年的一次文物普查中，第二条石鲸在汉长安城的西南角、昆明池遗址内的马营寨村西被发现。遗憾的是，这条石鲸的真容并未被公布，仅能根据《陕西文物地图集》等记载得知，它出土时已断为两截，鲸体与尾部分离，头部依稀可辨鲸眼，体长5 米有余，石质为火成岩，通体圆润。其尾呈半弯状，残有鳞纹，长度1 米许。 至此，两条来自西汉的石鲸全部“浮”出历史的“海面”。来自汉太液池的完整石鲸，一度被置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水池中，长久担任着博物馆大气而神秘的守护者。后经评估，浸泡在水中会影响文物的保存，才被保管于陆地之上。如今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门前水池中取而代之的是精心制作的仿制品。它依然犹如一位沉默的守门人，用粗粝的石眼，静静注视着每一位步履匆匆的来访者。昆明池遗址出土的断鲸则被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但尚未公布展出信息。在昆明池旧址上新建的昆明池遗址公园内，一只按1 ∶2 比例复原的石鲸复制品，依照《三辅黄图》中的记录被置于池面之上。每当暮色四合，石鲸剪影倒映池中，恰似穿越千年的时空坐标，标记着这片水域承载的永恒历史方位。 若石鲸能开口亲述过往，它的故事，还得从公元前120 年的夏天说起——那是元狩三年，汉武帝下令修昆明池…… 汉武帝的水利雄心 赫赫有名的汉武帝，用他的雄心与魄力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以“制四海”为志的霸业版图中，水利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史记·河渠书》记载：“甚哉，水之为利害也！”这句话道出了水利对中国古代的重要性，也可见汉武帝时期，水利建设已成为关乎国家治理与民生保障的重要战略。 
汉代关中上林苑地区水系及范围图 根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在位期间推动的治水工程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史都尤显宏大。袁行霈等在《中华文明史》中指出，汉武帝在长安（今西安）周边开凿漕渠，极大便利了都城长安物资运输，更使沿岸万余顷农田获灌溉之利；同时，关中地区还兴建了白渠、灵轵渠等重大水利工程。这些兼具漕运与农耕功能的工程网络，折射出汉代水利建设的系统性思维。汉武帝曾亲临瓠子堵口工程现场督导施工，并作《瓠子歌》抒发对水患治理与民生苦难的深沉关切，在黄河堤岸俯察“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的险峻水势，发出“宣防塞兮万福来”的深沉呐喊。正是这种兼顾军事与民生的综合水利思路，令汉朝在治理自然灾害、保障粮食生产和促进经济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太液池与昆明池这两座人工巨制的水域，正是汉武帝谋略与雄心的外化象征。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 年），汉武帝命人在长安城西南营造昆明池。若将这项工程置于国家崛起与扩张的时间节点上，其意义便不止于皇家园林中池沼的开凿，更是一次权力意志的水面投影——昆明池的诞生，来自一种焦灼的地缘诉求。《汉书·武帝纪》注引《西南夷传》记载，汉使前往身毒（今印度）之路为昆明国所阻。彼时西南交通不畅，物资无法直达，汉武帝意图征讨，却又忌于水战不熟，于是“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并发谪吏穿池，练兵制船。“昆明池”得名也正因如此。池水荡漾之间，是汉武帝试图以象征模拟掌控边陲的焦虑与决心。 然而，仅以战争视角去看待昆明池委实太过单薄、片面。实际上，这项浩大的工程也回应了一个更为现实的民生问题：干旱。《五行志》记载，元狩三年“夏，大旱”，几乎同时，便有“伐棘上林，穿昆明池”的举措。这条时间线的交织往往被认为并非巧合。如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方志著作《雍录》所引《水经》称：“交水西至石碣，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闼堰在县西南三十二里。”说明当时昆明池的构造已不仅用于模拟训练，而且通过石碣、石闼堰等水工设施，将南部之水引入高基池体以调蓄水源，再由渠系分派，供长安城内外使用。《雍录》中更直言：“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激，以为都城之用。”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第一次为城市规划专门建设的大型蓄水库。昆明池之水，不只是池水，更是渠水、是流水、是都市运行与扩张的生命线。 昆明池的建造，不仅昭示了汉代帝王宏大的政治抱负，也孕育了独特的水利设计理念。宋敏求《长安志》中的记载可佐证昆明池的重要水利功能：“交水又西南流与沣水枝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为二水；一水西注沣水，一水自石碣经细柳诸原北流入昆明池。”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古人构筑水网的智慧，水利工程的精准规划也反映出汉人对地形地势因应水流调度的深刻洞察。同样是《长安志》中“沣水过交口后，又北，昆明池水注之，又北经灵台西”的记载，则佐证了昆明池与沣水之间构筑的物理连接，可为都城调控来水量提供操作空间。暴雨汛期，昆明池内的多余水量可得以迅速导出，既保障了蓄水库的安全，又保证了整个城市供水系统的协调运作。 除此之外，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记述：两条昆明池补给渠线的布局使池水东出后，一条经秦阿房宫前殿曲折流向堨水陂，最终汇入泬水；另一条从北侧渠口又借翰龙岭之势向北流入滈池。这样的设计布局，使得长安城水系互连，可见昆明池在供水、调节水量和调控漕运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如此，在城市边缘，昆明池与沣水、泬水、潏水、滈水等形成了一个多元调节系统，使得水利资源能够灵活地供给宫城、民居以及商业区。由此可见，汉长安城的繁华正盛之水利保障，既有赖以渭水为源的旧系统，又有仰仗昆明池的补给而形成的全新供水格局。 昆明池的功能最终呈现一种复合式景观：它既是军事演练场、水军驻泊地，也是城市供水源、漕渠调节库，甚至还是皇家游乐场、水产养殖区、贵族垂钓所……它像一张摊开的地图，折射着汉武帝治理的全景图。就这样，一个出于军事需求开凿的演习池，在现实与时间的推移中逐步转化为长安水利的支点。无论是征伐外夷、操练水战，还是为长安城筹措城市用水，昆明池的设计都体现了汉代“治水兴邦”的开创性理念。 今天，我们在西安眺望昆明池遗址所残留的地势与水迹，仍可依稀辨认出这条帝国水脉的余韵。它不仅雕刻了地貌，更渗透了岁月，像一条被时间隐藏的河流，仍在历史深处缓缓流淌。 
西汉长安城遗址平面图 “断鲸”背后的海洋想象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从关于汉代水利的丰富记载中轻轻移开，重新安置在两条石鲸的身上：为何在汉武帝心中，意义重大的昆明池与太液池需要这两条石鲸？ 石鲸不仅是水利体系中的装饰意象，更是一种深邃的海洋观念的体现。秦汉时期，随着海洋意识的逐步萌发，海域已被视作疆域延伸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多次临海巡游、登琅琊台，展示了对大海的征服和驾驭欲望；汉武帝亦6 次封禅泰山、着力开拓海疆，无不印证着对远洋、海域的重视和向往。故而，石鲸的出现首先佐证着古人当时已在与海洋的接触中获得了关于海上巨兽的直观经验，留下了对“鲸鱼”这种庞大生物的记忆，并选择以石雕形式将其留存于皇家园林和人工水体中，以此作为对海洋万象、自然力量的崇敬标识。 石鲸的存在，亦与古代的水神崇拜密不可分。波涛汹涌、烟波浩渺的大海，本就蕴含着自然力量的无穷尽。海中巨鲸庞大无比，蓝鲸可达30 米，汉代工匠以石雕形式塑造的鲸鱼作为自然物的缩微复制，也承载了祈雨求瑞、祭祀天地的图腾般的象征。值得一提的是，经过艺术处理的石鲸还象征着海洋与仙境之间的微妙联系——汉代正是方士仙家之说盛行期，人们认为海上存在着仙山神岛，而“鲸—海—仙”的联想正环环相扣。可以说，石鲸在汉武帝手下作为园林水利意象出现时，其本身就同时寄托了两种意念力量——对远方海域的期许和对超凡世界的向往。 当然，石鲸所蕴含的对海洋的认识，也并非尽是美好的理想化寓意。在前文提到的《三辅黄图》中记录的那句“昆明池刻石为鲸，雷雨则鸣”背后，就有着关于断鲸来源的传说：相传每逢雷雨交加之际，石鲸仿佛能发出震撼天地的巨响，整个雕塑随雨声起伏震动，如同海上惊涛骇浪。于是，人们出于对雷雨轰鸣的恐惧，将石鲸砸成两半……这种传说虽然不具备严谨的史料价值，却也体现了古人朴素的世界观与自然思想。 
《三辅黄图》中关于石鲸的记载 从汉宫中的“一池三山”到唐代大明宫、明清北京北海……水域空间始终承载着帝王对天地自然、对长生不老的极致向往。令人感慨的是，秦皇汉武都曾梦寐以求的“长生”终未如愿，石鲸和太液池、昆明池却深刻影响了汉代以至后世的皇家园林规划、艺术文化与水利实践。昆明池与太液池不仅是汉时宫苑中水利工程的佐证，更成为历代文献中不断书写的永恒象征。石鲸自汉代起，便以神异的姿态游弋于文脉长河。宋之问在“舟凌石鲸度”中勾勒出磅礴意象；杜甫于曲江池畔以“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将石麟冷光淬炼成盛唐苍凉；温庭筠则以“石鲸眼裂蟠蛟死”的魔幻笔触，将鲸目迸裂的刹那定格为晚唐美学的永恒切片。史官们以铁画银钩的实录之笔，在《三辅黄图》《水经注》中锚定其地理坐标。方志家们则如织锦匠人，将散落民间的“石鲸夜鸣”传说缀入城池图卷。这些载体的墨痕深浅交叠，令石鲸在典籍的褶皱间始终保持着鳞爪飞扬的姿态。千载之间，它们既是长安城“一池三山”仙境观的实体图腾，又是历代文人寄托宇宙想象的星辰碎片。两条石鲸就这样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从古籍与艺文中一路“游”至现代，直到重现人间。 帝王以昆明池为战船之锚，百姓则以昆明池为生存之舟。2020 年，随着西安市重点项目斗门水库（昆明池）工程的建设，昆明池这一古老水域又再次焕发新生，不仅承担起引汉济渭的生态与民生使命，更让那亘古流传的水文记忆重新在城市中熠熠生辉，向世人昭示着文化与水利合奏中的永恒长存。那两条在历史长河中曾惊艳无数文人墨客的石鲸，既是汉代皇家梦想的缩影，也是水利文明的基因标本，在千年静卧中传递着帝王们所无法企及的另一种永生——帝陵金缕朽作尘，碧水长流润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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